精准扶贫政策调查系列报道·贵州篇（成因）

“我们给村里拉来的项目多是动用私人关系，找的亲戚朋友，而有时就算是动用了单位关系和所有私人关系也难拉来项目，心有余而力不足。”7月19日上午，在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结构乡大寨村进行的一场精准扶贫座谈会上，驻村帮扶干部万宽广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出了他今年3月份驻村以来的一些感受，“变‘大水漫灌’为‘精确滴灌’的精准扶贫政策确实是好政策，但我们在执行中有时会出现一些困惑，也有些苦水。”

本报记者在贵州调研时发现，尽管精准扶贫政策受到扶贫干部和扶贫对象的普遍欢迎，但因为政策本身在设计、宣传力度和执行层面等环节上未能准确到位或存在偏差，加上我国在扶贫方面欠账多等因素，导致人们对这项好政策也存有“微词”。这类声音虽不大，但却不容忽视。

政策宣传不到位，执行存隐患

“刚刚达到脱贫标准的贫困县，其经济发展能力实际上还很弱，如果一下子‘摘帽’，会对其脆弱的经济造成打击。因此是否能考虑让刚‘摘帽’的贫困县继续享受扶持资金和优惠政策一段时间，比如两到三年。”

“对于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贫困县主要干部取消GDP考核，我们赞成但也有顾虑。担忧一旦对县级主要领导取消GDP考核后当地经济会失去一个很强大的发展动力，这对扶贫工作很不利。”

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在一些县调研时，几个县里的干部都有这些担忧。但当带着这些疑问和建议与贵州省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交流时却发现，针对这些意见，贵州省早已出台了明确的规定和政策。

比如，贫困县“减贫摘帽”问题。贵州省扶贫办党组成员、总农艺师杨小翔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贵州省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实行 “摘帽不摘政策”，并对实现“摘帽”的重点县，从“摘帽”之年至2018年，给予每年1000万元的奖金。而对于贫困县取消GDP考核，杨小翔表示，新的考核体系注重与同步小康考核指标体系和增比进位考核指标体系的有机衔接，把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主要指标，并不会降低当地经济发展动力。

本报记者在调查采访中了解到，由于对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导致一些扶贫干部接收的政策信息滞后或不完整，致使他们对政策理解出现偏差，从而给政策执行带来隐患。

在一些偏远地区的贫困村，记者发现，许多贫困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缺乏了解，不知道它与以往扶贫政策的区别，甚至一些驻村帮扶干部也仅是领导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对精准扶贫缺乏全面了解，甚至存在一些误解。记者在采访中，曾碰到一些驻村帮扶干部这样理解精准扶贫：与贫困户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怕苦不怕累，帮助贫困村民干农活就行了，至于找项目，自己没有这样的关系，也没有想过。虽然这种深入基层，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值得鼓励，但其并没有给贫困户带来真正脱贫的路子，其做法已偏离精准扶贫政策的初衷，很难“真扶贫”，对贫困户脱贫帮助不大。

配套支持或考核措施还不完善

“要想实现 ‘真扶贫’、‘扶真贫’，必须充分发挥驻村帮扶干部的‘管道’作用。”贵州省毕节市委副书记胡吉宏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驻村工作队成员来自不同单位，学历背景各有不同，如何利用其优势，发挥其扶贫政策、扶贫资金、扶贫项目的“管道”作用，是个急需研究的问题。

本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对驻村帮扶干部“从哪里来、驻村后做什么、如何考核”等问题，各地要求不一，且比较笼统随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驻村干部“管道”作用的发挥，削弱了精准扶贫的效果。

比如，当前，尽管贵州省每个贫困村都已配备五名驻村帮扶干部，甚至更多，但帮扶效果却大有不同。一些村的帮扶干部带来了产业项目和资金，贫困户脱贫致富大有指望；一些村的帮扶干部虽然与贫困户“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并未起到实质性的扶贫效果；一些驻村帮扶干部“只转转，不用心”，人下去了，但只是应付差事，不带感情，不带项目，也不带思路；还有一些“只谈谈，不落实”，提了一箩筐思路，但最后变成“半截烂”，不了了之。

“我们最欢迎能带来资金和项目的驻村帮扶干部，但目前来看，有这样能力的帮扶干部不多，所以扶贫的实际效果还不太明显。”贵州省仁怀市某贫困村的党支部书记告诉本报记者。

与此同时，驻村帮扶干部也存了一肚子苦水。毕节市赫章县结构乡大寨村驻村帮扶干部万宽广对本报记者说，靠私人关系拉关系、找项目很难持续不说，而且早晚有用完的时候，到那时候该怎么办呢？

万宽广是毕节市安监局救护队执法大队队长，今年3月份驻村大寨，要在这里工作一年。“驻村干部跑项目很困难，与结对帮扶的贫困户不脱贫不脱钩的要求是强调结果，过程如何实现叫人头痛。”他希望记者能呼吁一下，让上级各部门都能重视和支持一下驻村工作。

和万宽广一样对驻村帮扶工作有困惑的扶贫干部不在少数，甚至有人曾对记者表示：对如何帮扶贫困户脱贫缺乏信心，只能熬完“驻村一年”的任务再说。

扶贫资金缺口大，扶贫项目融资难

“全国扶贫资金一年才400多个亿，在贵州省建400公里的高速公路就没了。”贵州省扶贫办法规处处长罗颖旭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感慨道，分发到地方的国家扶贫资金实在是杯水车薪，“很多扶贫项目看上去很美，但落地很差，因为没有钱来支撑。”

罗颖旭的此番感慨道出了贵州省扶贫干部们的普遍问题。贵州省是全国扶贫开发任务最重、难度最大的省份。2013年全省农村贫困人口745万人，有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70个片区县，涉及武陵山、乌蒙山和滇桂黔石漠化三大片区。很多贫困地区干部向记者反映，由于贫困地区大部分都在山区，交通和基础设施落后，要想让这里脱贫，必然要先投入大量资金修路，路修不好，投资就引不来，产业扶贫项目就成了空话。

“但在山区修路成本很高，投入太大，光靠地方财政很难承受。”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委书记黄光江不无忧虑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赫章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现有贫困人口20．6万人，是国家级贫困县，是《乌蒙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中贵州的10个贫困县之一。据黄光江介绍，由于境内山高坡陡，沟壑纵横，土地切割深，修路成本高，维护难度大，赫章县至今未通铁路，全县456个行政村中还有62％未通油路，已建成的县乡公路等级也很低。而由于县级财政支柱财源尚未形成，地方财政支出缺口较大，主要依靠中央和省的转移支付。

“交通条件改善是扶贫开发的最重要基础，在此条件下，资源开发、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才能有进展。我们建议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应全部实施国家统筹，取消地方配套部分。”黄光江说。

此外，“扶贫项目融资难”也是记者调查中听到的最多的声音。在扶贫一线工作多年的毕节市精准扶贫办公室副主任黄春对此感触颇深，他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介绍说，“毕节市每年有40万人以上的减贫任务和20个以上贫困乡镇‘摘帽’工作，但市级没有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仅靠中央和省级资金，且省安排资金除戴帽下达，多数为竞争入围产业扶贫项目，致使市县自主安排项目的调控余地小，精准扶贫针对性差。”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除了财政扶贫资金不足外，财政贴息资金迟迟不能到位也是导致扶贫项目融资难的原因之一。

财政贴息资金本是金融扶贫、银政合作的纽带，但多家银行负责人向本报记者抱怨，虽然各级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中都明确可以用于小额贷款贴息，但没有一个明确的操作规程，贴息资金迟迟不能到位，影响银行发放扶贫资金的积极性。拿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一位副行长的话说，“云来了，雨就是下不来。”

茅台农商银行董事长杨佳鑫则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由于金融扶贫主要支持“三农”，而“三农”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属于弱势群体，相应对银行来讲就是高风险群体，而目前与此相应的风险补偿机制并未建立，多数银行对于金融扶贫难免有所忧虑，致使大家积极性不高。国家应该在这方面对支持“三农”发展的金融机构给予特殊支持。

贫困户识别机制待完善

“富村的贫困户可能比穷村的富户还要富，这可不是开玩笑。”百里杜鹃管理区一位王姓乡党委书记在与本报记者聊起贫困户指标时说，由于贫困户的指标是上级层层分配下来的，致使有些拿到贫困户指标的乡、村，即使没那么多贫困户，只能凑数。

而在那些贫困户多、但指标少的村里，真贫困的家庭可能无法享受到扶贫政策。这位书记说，这还很容易造成矛盾。因为除了特困户外，其他户的生活条件都差不多，但一些成为贫困户，享受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一些没享受到，心里肯定不平衡。

据了解，当前精准扶贫工作的一个原则是坚持贫困人口规模控制、自上而下层层分配指标。也就是说，在某个村子内，扶贫人口总数是确定的，这容易导致贫困户的产生只由村里排序和评议定，而不能按照设定的收入指标定。

“因为区域之间贫困状况差异较大，规模指标确定后，该区域内必须识别出规定数目的贫困户，这就造成了区域之间贫困户贫困程度不平衡，甚至一个乡内的村与村之间的贫困户的贫困程度都存在很大差异。选为贫困户的可能不真正贫困，真正贫困的又没有进入到贫困系统，比如在条件较好的村的贫困户可能比条件差的村的非贫困户还富裕，这就导致了另一种不公平。”黄春说。

对此，罗颖旭表示，之所以采用贫困人口规模控制法，从上而下测算分配贫困指标，是因为如果采用从下而上申报的方式，源头数据容易失真，没有办法甄别。“农村‘优亲后友’现象很多，更容易造成不公平。”罗颖旭说。

政策设计待商榷

本报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在设计预期与落地现实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信息登记有待简化，信息管理有待整合。不少农户与驻村干部都向本报记者反映，按目前的设计要求，对一个贫困户的登记信息指标有100多个，太过详细，一些信息实际用处不大。如何才能使这些信息在扶贫部门与民政、卫生、公安等部门间有效衔接，实现信息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共享，发挥出最大作用，是当前亟须解决的一大问题。

再比如，扶贫开发与低保制度有待衔接。调查发现，目前一些农村低保泛滥，一些贫困农户以获得低保为荣，成了专门等着政府救济的“懒汉”。因此，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对有劳动能力和无劳动能力的低保户如何采取有区别的精准帮扶措施需要深入思考。

在这次调研中，本报记者了解到，除了这些因素之外，我国在扶贫方面的欠账等其他方面的因素也导致了精准扶贫政策作用发挥欠佳，比如，对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不够、扶贫金融产品创新欠缺等，也是不少贵州扶贫工作人员的普遍共识。